刘瑾彤

楚雄州人民检察院

四级检察官助理

摘要：终本执行制度在实际运行过程中需要充分的民事检察规制，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的发展让检察机关的监督手段变得更加高效且多样。尽管实践中依然存在数据壁垒、投资成本、算法黑箱等一系列数字运用的问题，但是通过检察机关对于现有数据的高效利用、后期投资成本的严格控制、人工加持保障的算法正义等一系列举措，民事终本执行领域的法律监督将为检察机关监督赋能做出更大的贡献，开拓出一条更具可行性、灵活性、科学性的民事检察路径。

关键词：数字检察 民事执行 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一、终本执行程序检察监督的背景

一直以来，民事案件裁判文书在执行阶段的进程直接关系到审判司法效果的优劣，影响到公众对司法裁判的满意度和认可度。因此，对民事案件的执行程序的监督一直以来都是民事检察业务中重要的一环。近年来，随着众多执行相关专项工作行动的开展，民事执行工作越来越向着深层次、高质效的方向蜕变，而数字检察的出现无疑对民事执行检察监督产生了极大的助推作用。数字检察战略施行以来，执行阶段的数字检察监督工作成为检察机关各业务条线中进展最快、成效最显著的部分。截至2025年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平台上共有770个数字模型，127个属于民事检察，48个属于民事执行检察监督领域，占到民事检察模型总量的37.8%。其中，对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监督是其中的重点和难点。

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以下简称终本程序）是在穷尽法定程序之后权利人的利益仍未得到实现时的一种缓冲制度，自运用到审判机关执行实践以来，成为破解法院“执行难”的一柄利器。但与此同时，一些执行履职的乱象也相伴而生。例如，部分地区为了追求结案率而盲目终本、违规终本、延迟恢复执行，反过来妨碍了执行工作，减损了当事人审判利益实现的效率。实践中，民事执行案件情况纷繁复杂，被执行人逃避执行的手段层出不穷，终本执行制度的适用环境较为宽松，这使得终本执行的监督成为民事检察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

二、终本执行程序独特的监督必要性

从立法目的的角度看，终本程序的出现是人民法院面对日益冗杂的执行系统采取的缓兵之计，带有强烈的工具主义色彩。2015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519条规定：对于经过财产调查无可供执行财产的案件，在申请执行人签字确认或者执行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并经院长批准后，可以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这是终本程序最早出现在司法规范性文件中。后续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规范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规定（试行）》（法〔2016〕373号）对终本程序进行了系统化的规定，2024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判工作中促进提质增效 推动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的指导意见》（法发〔2024〕16号），其中第十六条针对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的终本程序做出了明确规定，旨在确保执行工作的公正性和有效性，严禁盲目追求结案率而随意终本。2024年，全国法院执行完毕率40.13%，执行到位率54.29%，纳入失信人数、首次执行案件、终本案件下降。可以看出，终本程序的发展是处在一种动态调整的状态之中，审判机关一方面需要终本程序来缓解执行案件的结案压力，一方面也应当警惕这种程序有可能带来的执行任意性。

从制度设计来看，终本程序并不是对案件执行结果的最终定论，而是一种特殊的执行中止程序。一旦执行标的符合恢复执行的条件，终结的状态就应当立即结束，原本中断的执行程序应当立即重启。随着实践的发展，终本程序在执行程序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不可替代，其运用也伴随着日益繁重涌现的执行案件而逐渐演变出逐渐复杂的多种制度角色。数字检察战略的发端与推广给民事终本执行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通过将过往个案卷宗中的文本转换成大模型中的数字资源，一些往常经常被忽视的监督点浮现出来，部分隐秘的监督线索暴露在检察机关的视野里。

（一）固有困境：工具意义导致的监督难题

终本程序本身带有应决战“执行难”之时运而生的制度背景。客观的难题是，尽管终本程序将民事执行程序终结（或言暂时终结）的时间节点进行了提前，看似缩短了民事执行的办案期限，减少了申请执行人的程序成本，但实际上被执行人无责任财产可供执行的事实并未因此被改变。民事执行不同于刑事、行政执行，民事执行以行为给付为少数，以财产给付为常态，实践中，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隐瞒不报或拒不执行、被执行人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都有可能致使执行程序走向终本。虽然对于拒不执行判决的被执行人有限制高消费、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等具有强制性的措施，但这些手段较为柔软，对于“老赖”的惩戒效果不强；而对于目前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的被执行人，动态地监视他们的财产情况、第一时间获得可供执行的财产信息以及采取执行措施，成为终本程序必须配备的预后机制。这是来自法院系统内部自我规制的制度预期，也是对于被执行人执行不能的风险代偿。

从这个角度而言，数字检察对终本制度的设计和运行产生了一定的规制作用。对于人民法院来说，终本制度是一种发源于系统内部需求的政策性办案手段，虽然近年来最高法、最高检陆续出台规范终本程序的细化规定，但是其监督难度大、自主性强的特点仍然没有变化。数字检察工作虽然不能帮助被执行人增加被执行财产，但是可以对法院的执行工作进行高效的规范和监督，尤其是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运用，甚至能够帮助法院发掘执行线索，极大地推进执行活动的进程。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投入使用之前，基层检察院面对基层法院繁多的执行案件，唯有调取卷宗，个案突破，以期在点对点的筛查中发现违法点。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将这种点对点的监督方式转变为面对面，甚至平台对平台，数据库对数据库，工作流对工作流。比如黑龙江穆棱，检察机关研发的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被执行人领取养老金监督模型，通过对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被执行人信息与社会保险事业中心提供的养老金拨付情况进行碰撞比对，筛查出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案件被执行人是否享有养老金收入，弥补了法院网络财产查控系统未涵盖养老金查询的漏洞。相对于其他外部监督而言，法检两院的业务领域重合度较高，检察监督的精准性和制度优越性远超其他外部机关，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则进一步提升了其精准性，强化了其优越性。

（二）免责空间：穷尽财产调查措施的能力边界

从法学理论角度看终本程序，该程序设计带有一定的对当事人主义立法理念的突破，即在执行领域扩大了法院的履职能动性，将调查执行财产的责任一部分分配给了更具有调查能力、调查手段更加丰富的法院予以履行。可以看出，在终本执行领域，对被执行财产的调查经历了以下的责任主体流转：

被执行人的调查义务主要来源于执行财产报告制度，该制度自实践以来即收效甚微，对不报告财产的被执行人没有强制性的规制，导致被执行人处于趋利心理和投机侥幸心理对隐匿财产隐藏不报，为执行的前期工作造成了较大的阻碍。申请执行人的调查义务来自终本执行裁定作出之后再次恢复执行的条件要求，对于申请执行人来说，如果被执行人采取了隐匿财产的手段，执行前期没有发现的责任财产在执行程序正式启动之后再次被发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法院执行局的调查手段成为了终本程序中最有可能推动执行程序正式终结的环节。

在终本程序的实际运用中，是否“穷尽财产调查措施”是民事检察监督的重点监督领域，这一条件的达成与否决定了终本裁定是否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以及申请被执行人的实体权利是否受到侵害。长久以来，检察机关无法对这一点开展深入监督，其原因一为民事执行案件数量庞大，检察机关只能通过单个调卷来核查法院的调查措施；二为民事执行标的多种多样，有不动产给付、动产给付、现金给付等多种方式，其调查方式也不一而足。而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对数据的快速整合和抓取使得财产调查措施的采集变得高效，使检察机关可以通过对于被执行财产的系统查询，完成类案的财产调查措施筛查，以一个监督点为锚点发掘一类案件的执行违法情形。比如贵州遵义，检察机关研发的民事无财产可供执行违规终结本次执行监督模型，针对人民法院在办理民事执行案件时，存在未穷尽财产调查手段，未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对查封、扣押、冻结财产未依法处置，为了结案率短时间内结案等违规终结本次执行问题，通过法院终结本次执行台账、银行流水数据、不动产登记数据、车辆管理数据等数据碰撞，筛查发现违规终结本次执行的案件线索。

（三）再次启动：恢复执行的制度预期

根据法律规定，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可以向执行法院申请恢复执行。终本裁定作出后五年内，人民法院需要每半年查询一次被执行人的财产。但是在实践中，案件一旦作出终本裁定，就会在执行局归档封存，后续的工作无法在卷宗中予以展现，唯有恢复执行之后，才会重新立案形成卷宗。而重新形成的卷宗中也极少有材料能够证明法院履行了定期查询财产的义务。至此，终本裁定作出后的财产调查手段就陷入了检察监督的盲区。

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的出现使得这个难题出现了解决的可能性，当查询财产时遇到行政机关不支持、不配合时，检察机关还能辅助以行政检察手段予以协同。就现存的制度设计来看，唯有以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作为托底，才能够使得法院再次启动执行程序成为可能性。目前，全国各地对于法检协同平台都有不同类型的实践探索,大部分地区已经实现了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成熟的数据融通共享机制，但是对于法检两院以哪种形式能够进行深入数据交互，各地实践较少，目前主要以东部沿海地区的探索为主要引领。如，2022年3月，上海嘉定、江苏昆山、太仓三地检察院建立起嘉昆太社区矫正与检察监督一体化平台，对司法行政机关在执法规范、流程等方面出现的问题能够及时监督；2024年12月初，浙江省检“检察+”平台上线，实现检察机关与政法机关、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线上多跨协同，等等，不一而足。如何推动全国执行与监督信息法检共享，协同有效解决“执行难”问题，不仅需要全国层面的顶层制度设计，也需要基层勇于探索，建言献策，寻求一种多赢双赢共赢的合作机制。

三、数字赋能终本执行检察监督的实践困境

尽管数字检察在制度设计方面具有相当的优越性，实践运用过程中却难免要经历制度碰撞的阵痛。纵观当前终本执行监督过程中的数字检察运用，可以归纳出以下实践困境：

（一）数据壁垒：制度建设造成的法检矛盾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2019年发布的《关于加强综合治理从源头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意见》要求法院、检察院“加强沟通，密切协作，探索建立全国执行与监督信息法检共享平台”，强调了检察机关在协助人民法院推进执行工作中的独特作用。但是这项工作直到2025年依然没有取得全国范围内的突破，甚至许多基层检察院在向同级法院调取执行信息时遇到层层阻碍，不仅无法形成成熟的长期联系机制，更有少数基层法检沟通不畅导致法院不予调卷等问题。作为审判文书主要数据来源的裁判文书网也在数据模型的构建中效果甚微，随着基础数据源民事裁判文书公开上网数量的逐年大幅递减，增量数据规模相比存量数据明显下降，新的民事检察监督线索少量而零散。

接受检察机关监督是人民法院的法定义务，检察机关权责范围应当包括向人民法院调取诉讼卷宗、办案信息等相关内容。然而从制度设计上来看，法检两院天生在司法权能划分上就具有互斥的张力。为解除法官依法裁判的后顾之忧，各国在制定司法问责规则时，均是“以豁免为原则，以问责为例外”，除非裁判错误是法官基于故意或重大过失所致，否则不得轻易问责。而对于检察机关来说，当前形势下要求检察院能够高质效履行法定职责，主动出击，扩展案件线索来源渠道，减少监督漏洞。这种制度设计上的新变化就对法检两院的交互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此外，法院也对数据外部输送存在诸多顾虑。就终本案件执行活动监督而言，检察机关需要人民法院提供各个执行节点的办案数据，通过结构化办案数据构建民事执行监督的数据库，根据监督思路对数据进行筛选和归集，从而完成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的构建。这些涉密数据的调取不仅面临主观因素的阻碍，也受到客观条件（如信息化水平、档案管理人员工作效率等）的制约，调取数据难将检察机关监督的数据源头限制在十分狭窄的范围，无法形成规模化的数据库，后续的监督工作也难于开展。

（二）技术成本：实践蓝海导致的前期投资

大模型技术发端已久，其技术手段在当前可以用“日新月异、如火如荼”来形容，但对于大模型相关技术在司法层面的运用却难以大规模展开。以部分省份为例，2023年1月至4月，数字检察对北京市检察机关监督线索发现、监督案件办理的贡献率已分别达到62.2%和66.9%；对江苏省检察机关监督线索发现、监督办案办理的贡献率分别达到69.2%、69.6%，但是在中西部地区却远远达不到这个数量。纵观目前检察机关引入的大数据手段，技术部门的算法能力与检察机关的司法机关特点之间还需要长期的磨合。其中技术资金就是检察机关发展数字检察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考虑到当前检察机关的编制构成，虽然大部分有条件的基层检察院已经在招收信息技术方面的正式编制人员，但是面对海量的数据和对接业务部门的专业性要求，目前检察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的构建依然还是以外包第三方技术公司为最优解。就具体实践而言，建设一个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系统需要大笔资金，以州市级检察系统的检综平台花费1200多万元做参考，建设一个相对简单的大数据系统至少要400万-500万元。当前大数据模型的构建以长三角地区最为繁荣，与其地区内互联网技术公司的密集分布和雄厚的地方经济实力不无关系。

除了资金成本，人员成本也是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需要考虑的前期投入。此处所指的人员成本不仅是指检察干警的工作时间，也包括办案人员的培训成本和学习时间。此外，由于数字检察需要处理的大部分都是涉密数据，保密要求非常高，使得数据在归集、流转的过程中产生不小的保密成本。如终本程序中的关键数据立案时间、结案时间、和解情况、不动产拍卖情况、现金账户资金留存情况等，都是法院办案流程中的过程性涉密信息。随着检察机关与第三方科技公司的合作日益密切，原本停留在内部流通的数据出现了向外流动的可能。为了实现较高的保密水平，双方都需要辅以更为复杂的技术手段，这些成本最终都要由履行职责的检察机关来承担。

（三）算法正义：数字时代特殊的权利规制

算法正义并不是民事终本执行法律监督方面的个性问题，而是数字检察运用过程中的普遍问题。单从民事执行的监督工作开展情况来看，大数据的运用并没有像刑事检察工作一样有可能介入当事人参与诉讼的行动空间、影响范围以及救济渠道。换句话说，在民事执行领域，大数据算法并不会在实体上直接让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面临实体上的不利影响，包括影响其决策、知情或者参与权利。但是也需要看到，终本裁定做出之前，法律规定本身就对于法院执行局赋予了穷尽财产调查措施的职责，在终本裁定做出之后，也需要执行局以半年为周期对被执行人的财产开展全面调查。从审判机关的角度而言，已经对于申请执行人的决策和财产处置进行了较大的干预。而检察机关的执行监督权能是对于这种干预的“再干预”。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搭建在足够的数据源之上，这些数据源的获取过程和运用方式是否有可能对于法院的司法工作秩序有所扰乱，不仅是检察机关文明履职、科学监督需要反思的问题，也是数字检察整个大战略在发展过程中必然面对的问题。因此，如何在履职过程中既扩展线索来源、提升监督质效，又不至于过度依赖大数据模型的算法公式，是检察机关在发展数字赋能检察监督工作过程中需要配套设置数据管理制度的必要性来源。目前，不少检察院不仅局限在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的使用上，更有人工智能、智能司法系统相关的实践和运用，这些手段都为检察机关如何正确行使权力、运用权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四、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破题民事终本执行监督的路径选择

虽然数字检察在民事执行监督的领域存在许多难题，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数字检察的实践为民事终本执行监督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路径选择。就当前的实践发展来看，可以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以下策略。

（一）探索数据壁垒突破，提升数据使用效率

有学者提出，可以在公权力机关之间引入数据互联互通，通过区块链技术中的联盟链技术在保留分布式存储和去中心化特点的同时，保留一定的中心控制功能，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同时允许相关人员访问并处理数据。这些行之有效的数据手段虽然需要大量的实践时间，但确有必要在司法部门之间进行尝试，提升法检互通在技术上的可能性。

现阶段，检察机关不仅需要试图探索如何扩展数据来源，提升与法院和行政机关的数据交互效率，更需要提升自我履职能力，针对现有的数据线索充分行使调查核实权。以网拍房监督为例。通常情况下，执行行为会对债务人造成“次要损害”——这一点在不动产强制拍卖的过程中十分明显。网络司法拍卖数字检察中的数据运用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对网络司法拍卖中的程序性违法问题进行数据分析，二是对被执行人可能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线索的筛查判断，三是对可能存在的执行法官渎职线索的数据调查。网络司法拍卖的海量数据、网络司法拍卖参与主体的手段隐蔽性等致使传统监督手段效果不佳，通过建立算法模型分析数据促使法律监督从个案监督向类案监督转变，提高法律监督的精准性。如福建永泰，检察机关运用“民事执行终本涉车辆监督模型”对2020年以来2000余份民事执行过程中法院执行终本的公开文书进行智能筛查，排查出已查封但未实际扣押的高价值品牌车线索50余条，再从停车缴费、路面卡口、小区进出记录等维度缩小范围，最终精准定位到5辆涉案车辆，随即通知法院进行扣押，并向法院制发恢复执行程序的检察建议。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衍生出的调查手段将民事调查核实的强度提升到了侦察的高度，对于提升办案质效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二）降低后期成本，减少总体资金投入

对于数字监督模型的研发，乃至后续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内嵌检察业务应用系统等工作，实务中一直有声音认为：应当由上级机关领导协调，统一开发，完成数字检察自上而下的技术演变。这不仅减少基层检察院自主研发的难度，也能够大大降低软硬件置办、人才培养等资金成本。这无疑是解决基层院推进数字建模工作技术成本高的一种现实设想。但国家层面政策的推动需要考虑更多的复杂因素，需要各个环节的检察人员久久为功，持续努力。

现阶段，就终本程序而言，除暂时无法改变的前期技术成本之外，还需要考虑案件调查成本这一项重要的支出。当前司法机关的财产调查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1.银行存款调查。2.不动产调查。3.动产调查。4.投资调查。5.其他财产权调查。实践中以银行存款和不动产为执行的主要落点，不仅因其执行难度较低，也在于其隐匿性差，便于调查和发现。因此，通过调整财产调查的手段，检察机关在研发创新终本数字模型方面的后期成本可以逐步降低，从而进一步减少整体资金投入。如江苏常州,在办理潘某申请执行监督案中，常州检察机关通过自主研发的“常检云”平台进行数据比对，发现法院未及时查控被执行人名下股权、公积金等财产便裁定终本执行，遂依法开展监督，督促执行款到位500余万元。各院在开发、运用数字模型的前期投入虽然高昂，但是形成固定的工作机制和数据规模之后，能够实现行之有效地控制后期成本。如辽宁浑南，检察机关运用“民事终本案件股权执行大数据监督模型”，通过运用计算机算法将从市场监管部门调取到的全区数万条企业投资人信息，与法院民事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案件信息进行对比、碰撞后，最终筛查出涉及5家企业的多起民事执行案件存在被执行人对外持有股权却未执行的不当终本情况。数字化的检察监督对于监督的时效性有了相当的提升，也让检察监督能在最大限度内减少信息传递带来的时间差，不仅能实现整体成本的降低，也能实现执行款项回流，对财政款项进行反哺，从而为接下来的数字模型研发工作降低难度，实现更多的技术资金支持。

（三）做优内部规制，保障当事人实体权益

“算法可以抑制自由裁量，增加已执行并减少偏见。”但是为了尽可能避免数据幻觉，增强监督的精准和严谨性，所有数字模型筛查出来的线索都需要经过人工核查，以减少或消除算法对当事人合法权利的侵害。一直以来，保障当事人实体权益都是民事执行工作所追求的目标。在面临算法正义这一难题时，数字检察提供了一条实现执行人、被执行人实体权利保护的草蛇灰线，将支持起诉、虚假诉讼监督等业务与民事执行监督结合起来，使得检察监督的高质效追求有了更加丰富的可能性。这种监督权能向内部的扩展相较于外部冲突更具有权力运用的稳定性，也更便于进行权力的集中规制，进一步保障算法正义。

在实务中，终本裁定的作出不仅是执行活动监督的终点，也往往是审判活动违法监督、虚假诉讼监督、支持起诉的终点。从监督效果的角度考量，如果一个民事案件在执行阶段没有执行到全部的申请执行额度，相当于申请执行的目的没有能够实现，进而延展出审判活动中胜诉方的诉讼请求也没有能够达到最终的法律支持，相关当事人的实体权利没有受到根本性的改变。此时如果再对实体法律关系进行考察，法律效果将大打折扣。终本程序的监督因此体现出更强的制度重要性——不当终本、盲目终本可能使得前端的监督前功尽弃，也阻碍了审判程序检察监督的积极性。从这个角度出发，数字检察监督终本程序的法律效果需要从更加前端的诉讼程序再次予以考虑。特别是“检护民生”等民生专项中，由于对终本执行的监督能够保障当事人的诉讼利益，直接使得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得到实现，检察履职往往能取得更加优质的社会效果。

五、结语

诚然，数字技术成果与法律监督质效不能完全划等号。数字与法律难以融合在于两者的属性差异，大数据更强调事实经验，法律适用则关注价值取向。因此检察机关需要在运用数字检察工具的过程中警惕数字陷阱，坚持以人为本的法律原则，不能让数据逻辑替代法律逻辑。从现阶段看，数字检察可以补强传统检察工作的短板，使检察工作更具有能动性、高效性、整体性、融贯性、深层性，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特别是在终本执行监督领域，数字检察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优势和不可替代的制度功效。

在民事终本执行实践中，数字模型的构建工作并不是一条光滑的上升曲线，而是波浪式前进，遇山开路、遇水搭桥，其中充满了检察干警攻坚克难、突破壁垒的艰辛历程。亚里士多德曾言，“最大的谬误，莫过于急求果实而无视生长”。从源头上讲，终本执行制度本身就是对旧有的终本程序进行的突破，对于民事终本执行监督，更应当打破检察监督的固有观念，从系统的角度理解终本制度对于民事审判的特殊制度角色，每一个检察干警都应当将自己放置在数字检察的浪潮当中，以数字检察监督服务高质效民事审判工作再上新台阶。随着数据协同平台的建设以及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的丰富，终本执行程序终将从数字检察监督的“深水区”转变为“舒适区”。